隋代文学研究

山东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追求。从新文学之初的王统照，到三十年代的臧克家，再到建国后的郭澄清，山东作家始终关注现实，贴近土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死爱恨。既有大时代的历史感，又不乏普通人的生存实感。新时期的王滋润，刘玉民，刘玉堂，张炜，尤凤伟等人的创作，不仅在山东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奠定了当代新乡土小说的基础和高度，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方晨是山东新生代作家的代表。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与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戏曲在域外的译介与传播相比，中国古代散文的域外译介较少系统研究。本书在以法语为载体的文化系统中，考察中国古代散文1919—2019年间在法国的范畴界定、文本选择、接受阐释和传播效果等基本情况，分析复杂译介与传播现象之间的关系，探究百年间其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脉络、功能特征和运作机制，以及从政治到审美、从边缘到热点、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向。

《古代阅读观的现代阐释》着重从学理性角度用现代人眼光对我国历代读书人关于阅读的心得体会进行深入探析研究。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读书的国家，有着优良的读书传统和悠久的读书历史，在中国的科考时代，有一句话是相当流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耕读传家为此成了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典籍中，记录下了许多读书人关于阅读的心得体会，并在历代读书人相互影响接受传承

本书选择从家族研究的视角进入，将金代文学家族的命运和成就放在金代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融合与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加以考察，阐明了由北方游牧文化与儒家农耕文化间彼此交流与互动所引发的家族文学地位的转变，汉人家族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转变，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学世家为金代文学的整体格局的形成和文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本书以互文性为视角，探讨报人小说与报刊新闻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报人作家的职业身份、市场化生存方式、文学实践活动做了详细考察。本书通过对报人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主体间性、报人小说文本与副文本的关系、中国文学传统与新闻传播文化的关系，探寻新闻传播机制与报人小说生成之间的历史契合点，阐述报人作家在中国近现代独具的文化辐射力。本书回顾历史现场，以报刊新闻报道、新闻图片、报刊广告等文献梳理为基础，通过对报人小说的

本书以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着力建构的“新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末知识精英的相关言论、报刊舆论的多重反馈以及展现“新女性”形象的相关小说文本，通过梳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得以生成的外部原因与内在动力，力图展现知识精英，往往是男性知识精英在“新女性”形象建构上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同时，广大女性群体在国族与性别的多重交织下如何应对、突围、成长的复杂面相。通过梳理、整合、阐释清末文学书写内外“新女性”的建构

本书把媒介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文学活动，立足于媒介场域整体考察其对文学活动产生的影响。从媒介和文学活动两个端点双向推进，使其重合点落脚于“文学活动主体”，由此媒介场域建构了文学活动主体，传统的作家主体、读者主体、批评主体等在场域中都发生了新变。进而以整体研究和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证文学主体的主要活动即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揭示了文学和媒介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描绘了在文学史的长

鲍·艾亨鲍姆是20世纪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本书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既从共时角度横向比较艾亨鲍姆与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形式论学者的共性和差异，探究其对形式论诗学的独特贡献，又从历时角度纵向梳理艾亨鲍姆在不同时期阐发的文艺理论，探寻其晚期实现超越形式论诗学的内在逻辑。本书不仅指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并不标榜所谓的“唯形式论”，而且评析了艾亨鲍姆文艺思想对当代文论的影响。